核能和再生能源不是替代關係，是風險的轉移。何時能發電、用什麼發電、能不能調度、調度又需要多少成本，這就是綠電的代價。

簡單的說，現在綠能先行的政策，主要是為了吸引外資與擴大公共建設。」專長能源安全與風險、電力經濟的陳中舜指出，台灣的電力政策以經濟、政治為主要考量，並不單純僅是為了環保。

不符合經濟成本

但是現今的預算規畫，將會花費更大的社會成本，二○一四年核一、二、三裝置量共計5.1GW、發電量424億度，如果延役六部機組，耗資約一千億，非核家園二○二五年太陽光電加風力發電總裝置量24.2GW、發電量390億度，耗資約兩兆。花了二十倍的預算卻只有更少的發電量，完全不符合經濟效益。

小英政府想要促進風力發電產業發展，提升國家GDP，但是「全球的離岸風機技術尚屬成長階段，單位發電成本過高。現在的技術還不到位，不是大力投資的最佳時機。」

其他再生能源也有類似的困境，陳中舜分析，太陽能板的製成牽涉到高污染的半導體，外部成本最高；台灣水力資源將近飽和，屬於尖載電力，貿然使用將會影響民生及灌溉用水，而台灣的地熱資源探明量有限，目前充其量只能發展溫泉。基載電力講求穩定、大量、低價、可調節，再生能源明顯還不足以成為基載電力。

不漲電價，只是神話

「國外學者都覺得好奇怪，只有德國和台灣敢說要非核。」 二○一四年，德國住宅電價10.88元，遠高於台灣的2.85元，德國願意為了非核的目標負擔高額的電費，台灣明明百分之九十八的能源都是進口，卻希望繼續維持超低電價的政策，根本自相矛盾。
減碳、非核、低電價無法一次滿足，陳中舜曾經做過研究，如果同時考量電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，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一的人民會選擇減碳、提高核能和再生能源比例、平均參考電價最低的情境。電價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，「如果想要讓人民有更多選擇，現階段就應該以穩定、安全的核能為主要的基載電力，再將有限資金投入較成熟的再生能源技術，這樣才能發揮最大效益。」

撰文：劉盈孜

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陳中舜
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、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機電研究所博士，曾任原能會核能研究所工程師，研究核能、綠能十餘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