▊科學家的腦袋 ▊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, 應該要負起改革的責任,但,可能嗎?
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沒有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,導致社會變成這個樣子。 一般升斗小民是無辜的,不應該有太多的苛求, 當我們打開電視想接收訊息或知識時,卻會看到一些很無聊的東西,這不是我們的罪過, 是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,要負擔起責任。
現在的學生似乎壓力很大,對於這些,我有些感觸,因為我無法非常理解他們的痛苦;我所看到的大學生,他們幾乎沒有為了上大學做準備,譬如說,甚至是台大的學生都很少人讀完一本英文書,為什麼會這樣?
人人平等的意義在哪?
我們應該要誠實面對一個基本事實,就是「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念大學」。國外的狀況就很清楚,對於想上大學的人而言,高中是一個預科,對於不想上大學的人來說,高中就是職業教育,這是常識。但中華民國很奇怪,沒人願意面對這現象擔起責任,為大家解說這件事,這世上本來就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所謂的好工作。
很多屬於技術性或勞動、但高薪的工作找不到人,大家寧可待在辦公室領很低的薪水,這就是職業歧視。我們應該讓人人都知道,社會是由不同的人所構成,我們有道德義務讓大家面對這個事實,為什麼是道德義務?因為你用這種態度面對事實,才會知道人人平等的意義在哪裡,人人平等的意思是「做不同工作的人,都有同樣身為人的尊嚴」。
我曾經參觀過瑞士和瑞典的中學,高中生對自己生涯規劃很有概念。他們直截了當告訴我,畢業後要當美髮師,另一個跟我說要去當木匠,他們這樣講時,都是理所當然,沒有扭扭捏捏、也沒有不好意思,他們把工作當成人生目標。但你很少在中華民國會看到這樣的人,這在我看來就是職業歧視,我們的傳統就是「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。」
職業歧視是因為愛錢,這屬於經濟動機,經濟動機是好事,可是即使大家都知道念書不見得有出息,大家還是一窩蜂跑去念,這表示我們對於正常社會的想像不夠。
我們有義務讓孩子知道,社會的真正運作方式
每一個家庭裡面的大人,或每一個學生的父母親,都必須要謀生,但他們卻沒有把自己所了解的事物灌輸給孩子,我們學校也沒有在這方面下功夫,讓學生對真正的社會運作做更深入的了解。當然也可以說,這個社會真正的運作方式沒有很光彩,像是我們的立法院沒有發揮功效,政治人物一天到晚在打口水戰,所以我們沒有好的示範,造成今天現狀的因果關係很複雜。到底該怎麼辦?我不知道。
假如我們不滿政府、政治制度和民意代表,也是選民造成的。現在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很關心,因為有內部的聲音呼籲要學台灣,所以他們很關心台灣怎麼走下去。對中國大陸當政者而言,他們是戒慎恐懼看待台灣,但對於我比較熟悉的大陸知識分子或大學教授,他們把台灣當成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藍圖或希望。動機雖不一樣,可是他們關心的程度是一樣的。相對而言,我們拒絕跟中國在一起,所以我們根本不關心人家,或只聽我們想聽的。
但,我對現狀的描述和感受是,在一個所謂的多元社會,眾聲喧嘩的環境裡,再好的想法都出不了頭。用一句很俗濫的話來說,「我們太自由了」,我們自由到不懂得尊重別人,自由到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,那就很麻煩,包括原則性的問題,譬如最近的哈佛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,內容指出現在高等教育的目標是什麼、教材應該怎麼樣設計。但台灣會有人聽嗎?
一九七○年代已經是知識爆炸的時代了,那過了四十多個年頭的今天呢?,所以知識愈來愈多,所造成的「教學問題」也會愈來愈大。
哈佛大學老師發表的論文,是他們主張以「概念」為核心,而不是以「資料」為核心,因為每一天都有正式論文在發表,資料那麼多,怎麼教?他們想出的辦法是以概念為核心,譬如生物學,分為演化生物學、細胞生物學、個體生物學等,在每一個次領域裡面,還有一些整合型的概念來組成綱領,利用那些綱領來組織已經發表的科學發現、科學資料或科學證據,美國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老師正在思考這個問題,中華民國研究型大學的老師呢?
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, 要負起責任
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沒有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,導致社會變成這個樣子。一般升斗小民是無辜的,不應該對他們有太多的苛求。當我們打開電視,看到一些「無聊的東西」,這不是我們的罪過,是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要負起責任。既得利益者其實是很忙的,他們跟常人玩的,是很不一樣的遊戲,所以他們才能獲得這麼大的利益。
關於目前的現狀,就描述的層面而言,我們大家的感受其實都一樣,沒什麼差別,可是要脫離目前的困局,就不能光是說「一起努力」;任何一個討論,到了最後的結論,如果只是「我們大家一起努力」,這表示沒有結論。
我不理解的,是為什麼有些人一天到晚在報上發表文章,最後總是寫著:「只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,這社會就會變好」,這種廢話不該繼續出版。目前的局面,既得利益者要負最大的責任,他們是既得利益者,應該就有這種影響力。
任何一個社會,成功的革命只有兩種:一是既得利益者自己革命,另一個是既得利益者被推翻的革命。通常既得利益者被推翻的革命,是比較悲慘的流血革命。我不信任這種由下而上的革命,原因很多,其中之一是這些人之所以能夠成功,通常是因為走極端,但社會改革是不能走極端的,走極端的改革不會往好的方向走,你看看歷史就知道了,蘇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例子。
所以,我們期待既得利益者自己革自己的命,但你說,台灣目前檯面上的這些人,我們能期待嗎?
王道還
師出台大人類學系,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, 現為台灣中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。譯有多本著名科普書籍,例如:《第三種猩猩》《槍炮、病菌與鋼鐵》等。
口述|王道還
採訪整理|詹樹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