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沒有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，導致社會變成這個樣子。 一般升斗小民是無辜的，不應該有太多的苛求， 當我們打開電視想接收訊息或知識時，卻會看到一些很無聊的東西，這不是我們的罪過， 是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，要負擔起責任。

現在的學生似乎壓力很大，對於這些，我有些感觸，因為我無法非常理解他們的痛苦；我所看到的大學生，他們幾乎沒有為了上大學做準備，譬如說，甚至是台大的學生都很少人讀完一本英文書，為什麼會這樣？

人人平等的意義在哪？

我們應該要誠實面對一個基本事實，就是「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念大學」。國外的狀況就很清楚，對於想上大學的人而言，高中是一個預科，對於不想上大學的人來說，高中就是職業教育，這是常識。但中華民國很奇怪，沒人願意面對這現象擔起責任，為大家解說這件事，這世上本來就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所謂的好工作。

很多屬於技術性或勞動、但高薪的工作找不到人，大家寧可待在辦公室領很低的薪水，這就是職業歧視。我們應該讓人人都知道，社會是由不同的人所構成，我們有道德義務讓大家面對這個事實，為什麼是道德義務？因為你用這種態度面對事實，才會知道人人平等的意義在哪裡，人人平等的意思是「做不同工作的人，都有同樣身為人的尊嚴」。

我曾經參觀過瑞士和瑞典的中學，高中生對自己生涯規劃很有概念。他們直截了當告訴我，畢業後要當美髮師，另一個跟我說要去當木匠，他們這樣講時，都是理所當然，沒有扭扭捏捏、也沒有不好意思，他們把工作當成人生目標。但你很少在中華民國會看到這樣的人，這在我看來就是職業歧視，我們的傳統就是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」

職業歧視是因為愛錢，這屬於經濟動機，經濟動機是好事，可是即使大家都知道念書不見得有出息，大家還是一窩蜂跑去念，這表示我們對於正常社會的想像不夠。

我們有義務讓孩子知道，社會的真正運作方式

每一個家庭裡面的大人，或每一個學生的父母親，都必須要謀生，但他們卻沒有把自己所了解的事物灌輸給孩子，我們學校也沒有在這方面下功夫，讓學生對真正的社會運作做更深入的了解。當然也可以說，這個社會真正的運作方式沒有很光彩，像是我們的立法院沒有發揮功效，政治人物一天到晚在打口水戰，所以我們沒有好的示範，造成今天現狀的因果關係很複雜。到底該怎麼辦？我不知道。

假如我們不滿政府、政治制度和民意代表，也是選民造成的。現在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很關心，因為有內部的聲音呼籲要學台灣，所以他們很關心台灣怎麼走下去。對中國大陸當政者而言，他們是戒慎恐懼看待台灣，但對於我比較熟悉的大陸知識分子或大學教授，他們把台灣當成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藍圖或希望。動機雖不一樣，可是他們關心的程度是一樣的。相對而言，我們拒絕跟中國在一起，所以我們根本不關心人家，或只聽我們想聽的。

但，我對現狀的描述和感受是，在一個所謂的多元社會，眾聲喧嘩的環境裡，再好的想法都出不了頭。用一句很俗濫的話來說，「我們太自由了」，我們自由到不懂得尊重別人，自由到認為只有自己是對的，那就很麻煩，包括原則性的問題，譬如最近的哈佛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，內容指出現在高等教育的目標是什麼、教材應該怎麼樣設計。但台灣會有人聽嗎？

一九七○年代已經是知識爆炸的時代了，那過了四十多個年頭的今天呢？，所以知識愈來愈多，所造成的「教學問題」也會愈來愈大。

哈佛大學老師發表的論文，是他們主張以「概念」為核心，而不是以「資料」為核心，因為每一天都有正式論文在發表，資料那麼多，怎麼教？他們想出的辦法是以概念為核心，譬如生物學，分為演化生物學、細胞生物學、個體生物學等，在每一個次領域裡面，還有一些整合型的概念來組成綱領，利用那些綱領來組織已經發表的科學發現、科學資料或科學證據，美國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學老師正在思考這個問題，中華民國研究型大學的老師呢？

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， 要負起責任

這個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沒有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，導致社會變成這個樣子。一般升斗小民是無辜的，不應該對他們有太多的苛求。當我們打開電視，看到一些「無聊的東西」，這不是我們的罪過，是享受特權的那一群人要負起責任。既得利益者其實是很忙的，他們跟常人玩的，是很不一樣的遊戲，所以他們才能獲得這麼大的利益。

關於目前的現狀，就描述的層面而言，我們大家的感受其實都一樣，沒什麼差別，可是要脫離目前的困局，就不能光是說「一起努力」；任何一個討論，到了最後的結論，如果只是「我們大家一起努力」，這表示沒有結論。

我不理解的，是為什麼有些人一天到晚在報上發表文章，最後總是寫著：「只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，這社會就會變好」，這種廢話不該繼續出版。目前的局面，既得利益者要負最大的責任，他們是既得利益者，應該就有這種影響力。

任何一個社會，成功的革命只有兩種：一是既得利益者自己革命，另一個是既得利益者被推翻的革命。通常既得利益者被推翻的革命，是比較悲慘的流血革命。我不信任這種由下而上的革命，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是這些人之所以能夠成功，通常是因為走極端，但社會改革是不能走極端的，走極端的改革不會往好的方向走，你看看歷史就知道了，蘇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都是例子。

所以，我們期待既得利益者自己革自己的命，但你說，台灣目前檯面上的這些人，我們能期待嗎？

王道還

師出台大人類學系，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， 現為台灣中央研究所助理研究員。譯有多本著名科普書籍，例如：《第三種猩猩》《槍炮、病菌與鋼鐵》等。

口述｜王道還
採訪整理｜詹樹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