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， 當我們想對一件事情發表意見的時候， 很可能只是上網看了幾則資訊，就開始任意批評， 當沒有足夠專業的知識去判斷真偽， 不知道這些資訊是不是講了全部的故事， 我會很擔心，台灣的未來，到底該怎麼辦。」

李敏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子工程博士，專長在可靠度分析。雖是硬底子的工程師，卻有人文關懷，談起台灣的未來，柔情似水，但講到台電最近被大家批評的一文不值，卻柔情中見俠骨，替他們打抱不平。

「台電絕對是運轉核電廠的資優生，這是十幾年以來，台灣一步一步做出來的。」

工程人的四平八穩，談到社會看待台電的不公允，略顯激動，「一九九○年代初期時，我們核工系幾位老師，覺得台電在運轉上有些問題，因此寫信給當時的經濟部長蕭萬長，後來他跟我們碰面，決定由我們主持一個團隊來替台電做診斷，我們系上的兩個老師和另外兩位管理方面的老師，總共四個人，花了半年時間了解台電，也跟他們互相討論，做了一些建議，到現在已經十六、七年了，逐步推動一連串事情，包括安全文化。安全文化是一個總的名字，下面還有很多工作，逐年減少跳機是其中一項。台電做這件事情的最大功臣：林英，已經提早退休了。當初為何提早退休？因為林英定了一個要讓核電廠零跳機（註一）的計畫。以前台電核電廠的六部機組一年跳個十幾次是常態，所以林英定了目標，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零跳機，結果在最後一年的年底，達到目標前跳機了，他為了表示負責，辭職不幹，這是台電人的風骨！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對台電那麼有信心了。」

因為深入觀察過台電，也跟他們的同仁一起工作過，李敏對台電人的印象，跟我早期對台電人「可靠度」的印象，完全相同。小時候覺得台電令人信賴，看著他們上山下水，在漆黑的颱風夜裡搶修電纜，心裡總是暖暖的。台灣如果還有什麼令人覺得安心，台電絕對占了相當重要的比重，但目前對台電的這些謾罵與質疑，究竟從何而來？

我們在報章雜誌上聽到所謂核四運轉的「十八個地雷」，李敏說，這名詞根本是台電運轉部門副總徐懷瓊發明的，他為了要讓電廠安全運轉，希望可以再找出些問題來解決，因此邀同仁們一起集思廣益，大家一起想了總共十八個工項，一步一步解決掉，讓電廠將來在測試運轉時更順利、安全。

「徐懷瓊之前核四在施工時，同事跟他報告說某個嵌在牆裡的Cable線糾纏在一塊，理不清、互相影響，他了解狀況後，講了一句『全部重拉』；同事說，全部重做工期要多六個月，誰去跟立法院交代？他說『不用交代，安全第一。』」。李敏接著強調，「我對核四工程有信心，靠的是這群人的工作態度。」

我常常想，我們讀書、做學問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總是希望對事情有更精準的觀察，也對世界有更客觀的認識，焚膏繼晷、埋頭苦幹，不過為了對自己以及對後代子孫負責，求得真心與真理。

李敏專長之一是可靠度分析，看到社會對安全專業知識的踐踏，不禁搖搖頭：「安全是什麼？當我們在咖啡館喝咖啡時，這地方消防安全誰決定？我可以自己站在門口拿牌子說這咖啡館消防不安全嗎？不可以，他們可以告我誹謗，只要他們拿得出消防安全證明，就可以告我。從咖啡館、卡拉ＯＫ、三溫暖、電影院，到高速公路或雪山隧道，都有安全規範，這些設施或場所安全與否，絕對不是一個記者、或是任意的個人、或自稱專家學者可以來說三道四。他如果覺得不安全，請拿出證據，拿出什麼證據？說它違反了國家規定，不然不能隨意說它不安全，這是保障民眾和保障投資者必要的事實。」

安全是「主觀的感覺」， 但設施的安全，一定是 「客觀的認定」， 由不得名嘴或立法委員任意說嘴。

「但，對行政院長或總統而言，他要如何做決策？」我問：「如果也這麼多自稱專家的人，大家講的話也似乎都有道理，決策者怎麼會知道核電廠安不安全？」

「首先，當然是要了解核電廠有沒有通過國家法規的要求，以及有無符合國家的安全規範，但誰可以說它安全不安全？原子能委員會，原能會憑藉『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法』，審查台電所有的測試，如果是合乎法規，那麼核四廠就是安全的，也才能夠開始運轉。當馬英九總統要求核四廠必須是安全的才能運轉，所指的是必須通過『原能會的認定』，而不是任由立法委員來說嘴。因為安全雖然是一種主觀的感覺，但設施究竟安全與否，一定要經過『客觀的認定』。」

李敏舉「Whistle-Blower」為例，也就是負責吹哨子的人（註二），他會警告大家哪些地方沒有做好，所以法規管制單位對吹哨人所宣稱的事情，都必須去了解和處理。

有可能因此找到工程裡的缺陷和弊病，也有可能會發現吹哨人只是個搗亂分子。現在到處都是吹哨人，經濟部也因此不太信任台電，於是部長要求台電把測試全部再做一次。測試完畢後，部長又組了一個小組來監督，監督完後，台電所受的質疑終於獲得澄清了，但部長可以說這核電廠是安全的嗎？不行，只有原能會可以說。這就是制度！

李敏說：「我們可以透過對人、和對制度上的要求來營造所謂的『安全文化』。前陣子新聞播報高鐵因信號故障，停駛好幾小時，媒體批評高鐵耽誤大家的時間， 責罵高鐵為何不直接重啟動就好？這簡直是胡扯，這麼重大的事情，怎麼可能只是重啟動？我們怎能確定再啟動一次不會發生事情？負責任的作法是寧可耽誤大家時間、寧可被罵得臭頭，也要把問題找出來，這叫『安全文化』。安全文化需要從上到下所有人都有一致的概念，核能電廠的運作，就是這個文化。」

對李敏而言，近代一百年來最漂亮的公式，就是愛因斯坦的「E=MC2」：質量衰變轉變成能量的過程，簡單迷人，卻改變了整個世界。

而我聽李敏講話，簡單清晰、充滿魅力，對我，也開了一生的視野。利用這個難得機會，我整理了民眾對核能發電的疑慮，由李敏耐心解答。科學人用科學的方法做事情、講事情，他們的腦袋裡只有對進步的想像，沒有政治，更沒有權謀。

註一：何謂「跳機」？ 電廠設備若有故障，繼續運轉下去可能會對電廠造成傷害，所以核電廠的工作人員把機組停下來，控制棒插入爐心，這就叫跳機。

註二：何謂「吹哨者」？ 台語俗稱的「抓耙子」，或美國水門案的「深喉嚨」。雖為類似告密者的角色，但由於他們多半知道一些公司或企業的不法情事，常常藉由他們揭穿許多重大內幕或弊端，有助事件真相大白。

核能Q&A

什麼是核廢料？

核廢料大約分成兩大類，高階核廢料和低階核廢料。分法在於廢料裡面放射物質劑量的高低。低階核廢料相對來講數量比較多，這些核廢料，目前一部分擺在蘭嶼，絕大部分擺在核電廠裡。

但其實台灣沒有所謂的高階核廢料，只有「使用過的核燃料」。因為裡面有百分之九十的東西，在經過一定程序的處理後，可以再利用，但我國國家政策以及整個世界上核能使用的趨勢，目前大部分都不傾向使用，因為它需要用一個程序處理，那個程序相對來說有經濟的問題，不太划得來。再來是，目前的技術，在處理過程中會使鈽二三九單獨分離出來，它很容易被製造成核武。若大量發展這種技術，會有核子武器擴散的疑慮，造成核武材料控管上的困難，所以很多國家傾向於不使用這種技術，乾脆把它當成廢棄物處理掉。

台灣可能解決核廢料問題嗎？

對於任何廢棄物的處理都一樣，不管是核廢料還是化學廢料，譬如汞（水銀），正規處理方法都是「跟生物圈隔絕」，但其實我們現在對汞污泥的處理，並沒有像核廢料一樣花那麼多功夫。我們為了享受比較好的生活，使用各種能源，但核能發電時產生的核廢料，和化石燃料的廢料譬如二氧化碳，我們都沒有辦法處理。

全世界有三十多個國家使用核能發電，超過一百多個廠址在運作，技術上要處理低階核廢料不難。對台灣而言，我們做了很多廠址的調查，但適合擺放低階核廢料的地方，當地民眾都不太能接受，譬如蘭嶼，這跟地質狀況有關。

從全世界來看，有些國家有特殊地質，譬如中國大陸有一塊非常好的地方，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Carlsbad，整個地底下是一個橫跨三、四個州的鹽礦，經過適當工程，有可能可以把全世界的核廢料放進去。所以將來核廢料可否變成一個世界性共同解決的方案？聽來雖有點樂觀，但我覺得是必然可行的方向，就像目前全世界正努力一起解決二氧化碳一樣。

事實上，有些生產鈾礦國家也在思考，他們既然販賣鈾礦給其他國，是不是也可以再把這些廢料收回來，擺在原來產鈾礦的地方？

輻射為什麼很恐怖？

生活周遭原本就充滿了輻射，人體也充滿了輻射，從台灣搭一趟飛機到美國，也會增加劑量。空服員一年所吸收到的劑量，很有可能超過一個在核電場工作的員工。輻射是地球上的核種，由中子和質子構成，如果中子和質子的數目不搭配的時候，就會放射出放射性粒子，放射線粒子就是輻射。

我們生活在輻射的環境裡。譬如從事一些醫療行為例如照X光、電腦斷層、癌症治療時，也會造成劑量，所以法規規定人類從事一些活動時，造成的劑量不能超過一個毫西弗，一個西弗等於一千個毫西弗，當劑量高到兩個甚至五個或六個西弗時，人會死亡。當劑量慢慢下降，會發現它可能對人體沒有顯著的影響，可是這個生物體得癌症的機會比較多，劑量愈高，得癌症的機會愈高；但劑量低到某個程度，臨床上就看不到影響，為什麼？因為人類從事的很多活動都會致癌，甚至我們這些年來所謂的環境賀爾蒙和大量的戴奧辛等，也會致癌，所以當劑量低到一個程度時，我們無法推斷輻射的影響。

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背景輻射劑量就是比別的地方高，但那個地方的人，得癌症的機率並沒有因此更高。前陣子有個人在臉書上發表了有趣的文章，他帶了劑量器，從香港飛到東京，再飛到深圳，發現香港的輻射計量竟然比東京高，而且高出來的量滿明顯的，難道香港受到污染了嗎？不是，是香港的地質狀況造成輻射劑量比較高。

我覺得是「人類對輻射的恐懼造成對核廢料的恐懼」。剛剛提過的例子：汞污泥，難道人們不怕嗎？某種程度上，因為大家被廣島跟長崎的原子彈嚇到了，也讓人們對輻射的恐懼無法消除。

撰文‧攝影｜詹樹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