▊科學家的腦袋 ▊工程人的風骨:專訪清大核工所 李敏教授
「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, 當我們想對一件事情發表意見的時候, 很可能只是上網看了幾則資訊,就開始任意批評, 當沒有足夠專業的知識去判斷真偽, 不知道這些資訊是不是講了全部的故事, 我會很擔心,台灣的未來,到底該怎麼辦。」
李敏,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子工程博士,專長在可靠度分析。雖是硬底子的工程師,卻有人文關懷,談起台灣的未來,柔情似水,但講到台電最近被大家批評的一文不值,卻柔情中見俠骨,替他們打抱不平。
「台電絕對是運轉核電廠的資優生,這是十幾年以來,台灣一步一步做出來的。」
工程人的四平八穩,談到社會看待台電的不公允,略顯激動,「一九九○年代初期時,我們核工系幾位老師,覺得台電在運轉上有些問題,因此寫信給當時的經濟部長蕭萬長,後來他跟我們碰面,決定由我們主持一個團隊來替台電做診斷,我們系上的兩個老師和另外兩位管理方面的老師,總共四個人,花了半年時間了解台電,也跟他們互相討論,做了一些建議,到現在已經十六、七年了,逐步推動一連串事情,包括安全文化。安全文化是一個總的名字,下面還有很多工作,逐年減少跳機是其中一項。台電做這件事情的最大功臣:林英,已經提早退休了。當初為何提早退休?因為林英定了一個要讓核電廠零跳機(註一)的計畫。以前台電核電廠的六部機組一年跳個十幾次是常態,所以林英定了目標,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零跳機,結果在最後一年的年底,達到目標前跳機了,他為了表示負責,辭職不幹,這是台電人的風骨!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對台電那麼有信心了。」
因為深入觀察過台電,也跟他們的同仁一起工作過,李敏對台電人的印象,跟我早期對台電人「可靠度」的印象,完全相同。小時候覺得台電令人信賴,看著他們上山下水,在漆黑的颱風夜裡搶修電纜,心裡總是暖暖的。台灣如果還有什麼令人覺得安心,台電絕對占了相當重要的比重,但目前對台電的這些謾罵與質疑,究竟從何而來?
我們在報章雜誌上聽到所謂核四運轉的「十八個地雷」,李敏說,這名詞根本是台電運轉部門副總徐懷瓊發明的,他為了要讓電廠安全運轉,希望可以再找出些問題來解決,因此邀同仁們一起集思廣益,大家一起想了總共十八個工項,一步一步解決掉,讓電廠將來在測試運轉時更順利、安全。
「徐懷瓊之前核四在施工時,同事跟他報告說某個嵌在牆裡的Cable線糾纏在一塊,理不清、互相影響,他了解狀況後,講了一句『全部重拉』;同事說,全部重做工期要多六個月,誰去跟立法院交代?他說『不用交代,安全第一。』」。李敏接著強調,「我對核四工程有信心,靠的是這群人的工作態度。」
我常常想,我們讀書、做學問的目的到底是什麼?總是希望對事情有更精準的觀察,也對世界有更客觀的認識,焚膏繼晷、埋頭苦幹,不過為了對自己以及對後代子孫負責,求得真心與真理。
李敏專長之一是可靠度分析,看到社會對安全專業知識的踐踏,不禁搖搖頭:「安全是什麼?當我們在咖啡館喝咖啡時,這地方消防安全誰決定?我可以自己站在門口拿牌子說這咖啡館消防不安全嗎?不可以,他們可以告我誹謗,只要他們拿得出消防安全證明,就可以告我。從咖啡館、卡拉OK、三溫暖、電影院,到高速公路或雪山隧道,都有安全規範,這些設施或場所安全與否,絕對不是一個記者、或是任意的個人、或自稱專家學者可以來說三道四。他如果覺得不安全,請拿出證據,拿出什麼證據?說它違反了國家規定,不然不能隨意說它不安全,這是保障民眾和保障投資者必要的事實。」
安全是「主觀的感覺」, 但設施的安全,一定是 「客觀的認定」, 由不得名嘴或立法委員任意說嘴。
「但,對行政院長或總統而言,他要如何做決策?」我問:「如果也這麼多自稱專家的人,大家講的話也似乎都有道理,決策者怎麼會知道核電廠安不安全?」
「首先,當然是要了解核電廠有沒有通過國家法規的要求,以及有無符合國家的安全規範,但誰可以說它安全不安全?原子能委員會,原能會憑藉『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法』,審查台電所有的測試,如果是合乎法規,那麼核四廠就是安全的,也才能夠開始運轉。當馬英九總統要求核四廠必須是安全的才能運轉,所指的是必須通過『原能會的認定』,而不是任由立法委員來說嘴。因為安全雖然是一種主觀的感覺,但設施究竟安全與否,一定要經過『客觀的認定』。」
李敏舉「Whistle-Blower」為例,也就是負責吹哨子的人(註二),他會警告大家哪些地方沒有做好,所以法規管制單位對吹哨人所宣稱的事情,都必須去了解和處理。
有可能因此找到工程裡的缺陷和弊病,也有可能會發現吹哨人只是個搗亂分子。現在到處都是吹哨人,經濟部也因此不太信任台電,於是部長要求台電把測試全部再做一次。測試完畢後,部長又組了一個小組來監督,監督完後,台電所受的質疑終於獲得澄清了,但部長可以說這核電廠是安全的嗎?不行,只有原能會可以說。這就是制度!
李敏說:「我們可以透過對人、和對制度上的要求來營造所謂的『安全文化』。前陣子新聞播報高鐵因信號故障,停駛好幾小時,媒體批評高鐵耽誤大家的時間, 責罵高鐵為何不直接重啟動就好?這簡直是胡扯,這麼重大的事情,怎麼可能只是重啟動?我們怎能確定再啟動一次不會發生事情?負責任的作法是寧可耽誤大家時間、寧可被罵得臭頭,也要把問題找出來,這叫『安全文化』。安全文化需要從上到下所有人都有一致的概念,核能電廠的運作,就是這個文化。」
對李敏而言,近代一百年來最漂亮的公式,就是愛因斯坦的「E=MC2」:質量衰變轉變成能量的過程,簡單迷人,卻改變了整個世界。
而我聽李敏講話,簡單清晰、充滿魅力,對我,也開了一生的視野。利用這個難得機會,我整理了民眾對核能發電的疑慮,由李敏耐心解答。科學人用科學的方法做事情、講事情,他們的腦袋裡只有對進步的想像,沒有政治,更沒有權謀。
註一:何謂「跳機」? 電廠設備若有故障,繼續運轉下去可能會對電廠造成傷害,所以核電廠的工作人員把機組停下來,控制棒插入爐心,這就叫跳機。
註二:何謂「吹哨者」? 台語俗稱的「抓耙子」,或美國水門案的「深喉嚨」。雖為類似告密者的角色,但由於他們多半知道一些公司或企業的不法情事,常常藉由他們揭穿許多重大內幕或弊端,有助事件真相大白。
核能Q&A
什麼是核廢料?
核廢料大約分成兩大類,高階核廢料和低階核廢料。分法在於廢料裡面放射物質劑量的高低。低階核廢料相對來講數量比較多,這些核廢料,目前一部分擺在蘭嶼,絕大部分擺在核電廠裡。
但其實台灣沒有所謂的高階核廢料,只有「使用過的核燃料」。因為裡面有百分之九十的東西,在經過一定程序的處理後,可以再利用,但我國國家政策以及整個世界上核能使用的趨勢,目前大部分都不傾向使用,因為它需要用一個程序處理,那個程序相對來說有經濟的問題,不太划得來。再來是,目前的技術,在處理過程中會使鈽二三九單獨分離出來,它很容易被製造成核武。若大量發展這種技術,會有核子武器擴散的疑慮,造成核武材料控管上的困難,所以很多國家傾向於不使用這種技術,乾脆把它當成廢棄物處理掉。
台灣可能解決核廢料問題嗎?
對於任何廢棄物的處理都一樣,不管是核廢料還是化學廢料,譬如汞(水銀),正規處理方法都是「跟生物圈隔絕」,但其實我們現在對汞污泥的處理,並沒有像核廢料一樣花那麼多功夫。我們為了享受比較好的生活,使用各種能源,但核能發電時產生的核廢料,和化石燃料的廢料譬如二氧化碳,我們都沒有辦法處理。
全世界有三十多個國家使用核能發電,超過一百多個廠址在運作,技術上要處理低階核廢料不難。對台灣而言,我們做了很多廠址的調查,但適合擺放低階核廢料的地方,當地民眾都不太能接受,譬如蘭嶼,這跟地質狀況有關。
從全世界來看,有些國家有特殊地質,譬如中國大陸有一塊非常好的地方,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Carlsbad,整個地底下是一個橫跨三、四個州的鹽礦,經過適當工程,有可能可以把全世界的核廢料放進去。所以將來核廢料可否變成一個世界性共同解決的方案?聽來雖有點樂觀,但我覺得是必然可行的方向,就像目前全世界正努力一起解決二氧化碳一樣。
事實上,有些生產鈾礦國家也在思考,他們既然販賣鈾礦給其他國,是不是也可以再把這些廢料收回來,擺在原來產鈾礦的地方?
輻射為什麼很恐怖?
生活周遭原本就充滿了輻射,人體也充滿了輻射,從台灣搭一趟飛機到美國,也會增加劑量。空服員一年所吸收到的劑量,很有可能超過一個在核電場工作的員工。輻射是地球上的核種,由中子和質子構成,如果中子和質子的數目不搭配的時候,就會放射出放射性粒子,放射線粒子就是輻射。
我們生活在輻射的環境裡。譬如從事一些醫療行為例如照X光、電腦斷層、癌症治療時,也會造成劑量,所以法規規定人類從事一些活動時,造成的劑量不能超過一個毫西弗,一個西弗等於一千個毫西弗,當劑量高到兩個甚至五個或六個西弗時,人會死亡。當劑量慢慢下降,會發現它可能對人體沒有顯著的影響,可是這個生物體得癌症的機會比較多,劑量愈高,得癌症的機會愈高;但劑量低到某個程度,臨床上就看不到影響,為什麼?因為人類從事的很多活動都會致癌,甚至我們這些年來所謂的環境賀爾蒙和大量的戴奧辛等,也會致癌,所以當劑量低到一個程度時,我們無法推斷輻射的影響。
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背景輻射劑量就是比別的地方高,但那個地方的人,得癌症的機率並沒有因此更高。前陣子有個人在臉書上發表了有趣的文章,他帶了劑量器,從香港飛到東京,再飛到深圳,發現香港的輻射計量竟然比東京高,而且高出來的量滿明顯的,難道香港受到污染了嗎?不是,是香港的地質狀況造成輻射劑量比較高。
我覺得是「人類對輻射的恐懼造成對核廢料的恐懼」。剛剛提過的例子:汞污泥,難道人們不怕嗎?某種程度上,因為大家被廣島跟長崎的原子彈嚇到了,也讓人們對輻射的恐懼無法消除。
撰文‧攝影|詹樹樹